器古契良觌，韵和谐宿心

——品易经话和谐

和谐思想是中国古代的优秀文化，其最早发祥于《易经》，《易经》合和观在中国思想文化中影响甚大。《易经》强调元、亨、利、贞；强调柔顺利贞；强调与时偕行，突出阴阳和谐；强调整体和谐；重视人与自然的和谐；强调仁德和谐；重视礼让和谐。北京故宫的三大主殿分别为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其名就是来自《易经》的“保合大和，乃利贞”，可见在封建时代的君主们就已经意识到合和思想在政治上的重要性了。这些宝贵的思想，对于当前构建和谐社会意义深远。

中国自古强调礼治、德治重于法治，这也是合和思想的反映。孔子强调“和为贵”，《易经》突出“保合大和”，都是一个目的：希望构建国泰民安的和谐社会。历史上，大凡社会和谐则国泰民安，国家统一，人民安居乐业；反之，矛盾尖锐，两极分化，必然导致战争，引起分裂，人民则苦不堪言。所以我们党目前提出构建和谐社会，北京2008年奥运会提出“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的口号。和谐社会、和谐世界是人类文明的体现，也是人类为之奋斗的目标。

《易经》说：“天行健，君子当自强不息”。现代人类社会的和谐文化，作为客观事物的发展，以其“刚建”的品格，自行运动着，大道自然而然地发生着。在人类社会，真正的有见识的“君子”当知天时、任时命，顺应“天道”自然的规律，以“天”的“自强不息”的精神，推动和谐文化的建立和发展，从而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这个“自强不息”的品性，是“主、客合一”的，即从古人对于“天”的客观考察，并赋以君子自身的品性。在这个哲学思想上是“物、我合一”的哲学智慧。还有什么人类精神意识的活动比“和谐”的精神境界的追求更伟大的吗？这是古代先人的哲学境界。在“和谐”精神下所凝聚的社会、人心，难道不是人类社会理想与现实，在艰辛的实践中表达的历史理性吗？还有什么信仰能够取代这种明确的人生意义？从而内在地推动着中国历史进步的不断的文明。中国文化的这种人类自觉意识的形而上哲学思想的早期文明，深深地溶入每一个有血有肉的中国人的身心意识中。做为整体的中国文化传统之中的中国人，从来都不缺乏文明意识，从来都不缺乏理想与现实的实践精神，并以其形而上道的思想、求实的态度，果敢地付注于实践的勇气，一代代地探索着文明、进步的客观发展的道路。“天”，以它刚健的品格运行着，独立而不倚，君子当以这种品格以努力的实践顺应它的客观发展的规迹而自强不息。“天行健，君子当自强不息”！

我们要想懂得中华民族的精神，懂得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史的核心价值观，离开了《易经》是不行的。而且，懂了《易经》才可以懂得儒家，才可以懂得道家，才可以懂得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而《易经》，其智慧，其核心价值观，就是和谐，就是阳刚阴柔的辩证统一，就是自强不息，厚德载物。

中国古代儒家、道家等学派都有丰富的和谐思想。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今天，对传统文化中的和谐思想作一番疏理、审视，无疑具有重要的启迪和借鉴意义。 

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易经》主张天人合一，肯定人与自然界的统一，强调人类应当认识自然，尊重自然，保护自然，而不能破坏自然，反对一味地向自然界索取，反对片面地利用自然与征服自然。道家创始人老子提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强调人要以尊重自然规律为最高准则，以崇尚自然效法天地作为人生行为的基本依归。道家的另一代表人物庄子也强调人必须遵循自然规律，顺应自然，与自然和谐，达到“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的境界。儒家对天人合一观念进行了许多阐发。孔子主张以“仁”待人，也以“仁”待物，即所谓“推己及人”，“成物成己”。《中庸》说：“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这都是在强调天、地、人的和谐发展。孟子提出：“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他所追求的是通过“尽心知性知天”的途径，达到“上下与天地同流”的境界。他还提出“亲亲”、“仁民”、“爱物”等主张，也就是要扩展“爱”，由己及人，由人及物，把仁爱精神扩展到宇宙万物。宋代张载在《正蒙》中首先使用了“天人合一”四字，并提出了“民吾同胞，的吾与也”的命题，意即人类是我的同胞，天地万物是我的朋友，天与人、万物与人类本质上是一致的。中国古代哲人根据天人合一的观念，要求以和善、友爱的态度对待自然万物，善待鸟、兽、草、木，提出了丰富的保护自然资源的思想。孔子提出“钓而不纲，弋不射宿”（《论语·述而》），主张只用鱼竿钓鱼，不用大挂网拦河捕鱼，并反对射猎夜宿之鸟。很显然，他反对人类的滥捕滥猎，破坏生态平衡的。史书上记载的“网开三面”、“里革断罟”等典故也体现了古人善待自然万物的生态伦理思想。 

在人与人的关系上，《易经》提倡宽和处世，协调人际关系，创造“人和”的人际环境，追求以形成和谐的人际关系为主题的大同社会。人所共知，儒家伦理对中国古代社会的影响最大。孔子所提出的理想人格是善于以宽厚处世，协和人我，从而创造和谐的人际环境。他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又说：“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其意是说，保持和谐而不结党营私，行为庄重而不与他人争执，善于团结别人而不搞小团体，才称得上君子。在这里，孔子区别了“和”与“同”两个概念，“和”是多样性的统一，“同”是一味地附和乃至结党营私。孔子还明确主张，君子应取前者而弃后者。可见，能够宽厚待人，与人和谐相处，是君子人格中一个不可缺少的重要方面。孟子也认为，“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他还提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还提出了仁、义、礼、恭、宽、信、敏、惠、智、勇、忠、恕、孝等一系列旨在实现“人和”，实现社会和谐的道德原则，提出了建设大同社会的远景理想。正如《礼记·礼运》所云：“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用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主张无为而治的道家最反对社会冲突，最希望实现社会的和谐。《老子》给人们描绘了一个人与人之间“无欲”、“无为”、“无争”，彼此和谐相处，宽大为怀，人人“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的理想社会。老子提出：“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损不足以奉有余。孰能以有余以奉天下，唯有道者。”老子提出的“无欲”、“无为”、“无争”，“去甚，去奢，去泰”，“知止”、“知足”等主张，无非是要人们效法天道，“有余以奉天下”，实现相对均衡。古人所设计的大同社会理想，带有乌托邦的性质，但它作为一种崇高的目标和理想境界，始终引导着中华民族的志士仁人追求以人际和谐为基本特征的社会发展目标。 

在心与身的关系上，《易经》主张人之身心和谐，保持平和、恬淡的心态，正确处理理与欲的关系。儒家肯定人们对物质利益的正当追求，肯定人的正当欲求。孔子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富而可求，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但他又强调“欲而不贪”，反对放纵欲念。他说：“君子有三戒，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气已衰，戒之在得。”也就是说，人们在追求情欲上，在喜怒哀乐上，在追求物质利益上，要掌握中和的原则，要保持平衡谦和的心态。不能贪得无厌，不能把物质利益作为人生的全部追求，更不能见利忘义。这种把对生命价值的关怀与对道义价值的弘扬有机结合起来的人生观是值得肯定的。道家创始人老子也主张人之形体与精神的合一，他说：“载营魄抱一，能无离乎？”“挫其锐，解其纷，和其光，同其尘。”这是说，具有和谐的人格，就能“消除个我的固蔽，化除一切的封闭隔阂，超越于世俗偏狭的人伦关系局限，以开豁的心胸与无所偏的心境去看待一切人物”。 

在民族与民族、国家与国家的关系上，《易经》主张和谐共处，协和万邦。《尚书·尧典》说：“百姓昭苏，协和万邦”。《周易·乾卦》说：“首出庶物，万国咸宁。”即主张万邦团结，和睦共处。孔子提出“四海之内皆兄弟”（《论语·颜渊》），又说：“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主张以文德感化外邦，反对轻率地诉诸武力。孟子提出“仁者无敌”，主张“以德服人”，提倡王道，反对霸道。王道与霸道相反，霸道是以武力做后盾，处理国内和国际关系；王道则是利用和平的手段，通过在国际间建立相互间的信任关系而扩大自己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