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观相二十五则之时态有三，难定终身

原文：“时态有三，难定终身，前者恒态，又有时态。方有对谈，神忽他往；众方称言，此独冷笑；深险难近，不足与论情。言不必当，极口称是；未交此人，故意诋毁，卑庸可耻，不足与论事。漫无可否，临事迟回；不甚关情，亦为堕泪。妇人之仁，不足与谈心。三者不必定人终身。反此以求，可以交天下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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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所说的，是人们在生活中常出现的情态，称之为“恒态"。此外，还有几种情态，是不经常出现的，称之为“时态”。交谈时神游他处之人对人毫无诚意；众人言笑正欢，而在一旁漠然冷笑之人则冷漠寡情。这两种人城府极深，居心险恶，不能与之建立情感。别人所言未必得当，却在一旁连声附和之人，必胸无主见；还未与人打交道却在背后诋毁对方之人，说话不负责任。这两种人卑鄙下流，庸俗可耻，不能与之合作共事。遇事迟疑不决，拿不定主意之人，优柔寡断；遇到不值得动感情之事，却伤心落泪之人，缺乏理智。这两种人纯属“妇人之仁”，不能与之推心置腹。

但以上三种情态不一定能够决定一个人终身的命运。如果能够反以上三种人而求友，那么就几乎可以遍交天下名士了。恒态与时态是相互对照的一组概念，恒态指人的形体相貌、精神气质、言谈举止等的各种形貌在恒定状态时的表现；时态与恒态相对，它与人的社会属性、生活环境密切相关。我国的古人并没能提出恒态、时态的动静结合法，《冰鉴》一书就很好地弥补了这一缺陷。“方有对谈，神乎他往”、“众方称言，此独冷笑”，这两种情况与正常情态相悖，不合常理，如若不是心有急事，多半是居心险恶之徒；“言不必当，极口称是"、“未交此人，故意证毁”这两种人品格卑下，庸俗无聊；“漫无可否，临事迟回”、“不甚关情，亦为堕泪”这两种人办事优柔寡断，敏感脆弱，难以担当重任。但是人的气质、个性、能力并不是终身不变的，所以曾国藩最后说“三者不必定人终身”。

灵活机动，委婉进谏

古人曰；“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历史上也不乏直言进谏而致龙颜大怒被处死的忠臣义士，因直谏而死固然让人觉得悲壮，也能青史留名，但如果能像李时勉一样，在欲速则不达的情况下，巧于变通，灵活机动地让君主纳谏，既保全了自己，又使国家臣民获利，岂不更好？

明宣宗皇帝即位一年多以后，突然有人告发翰林院侍读李时勉，说他与先皇的死有关，这可让宣宗又惊又疑，宣宗马上找来先帝旧臣、户部尚书夏原吉询问。夏原吉告诉宣宗，先帝仁宗临终前，确实对他讲过“李时勉在朝廷上羞辱我”的话，说完还勃然大怒，当天夜里就驾崩了。宣宗大为震怒，于是要杀掉这个无法无天的“逆贼”。

李时勉真的是这么大逆不道吗？其实不然。他是个正直的大臣，对朝廷一片赤胆忠心，慨然以天下为己任，不过性格刚烈，常常直言进谏，触怒了皇上。洪熙元年，他上疏朝政，使仁宗皇帝深为不满，将他召到宫中责问，李时勉坚持已见不肯屈服。仁宋一怒之下，命令侍卫武士用金锤打他，竞打断了他的三根肋骨，差点儿命归黄泉。第二天又将他贬为交趾道御史，命令他每天审问一个囚犯，议论一件事情。李时勉却不改其衷，仍三次上书议论朝政，又被逮捕囚禁在锦衣卫监狱中。这样，三番五次地惹怒皇帝，恐怕是仁宗临死也记恨他的原因吧！起先，宜宗命令使者把李时勉捆来，说“朕要亲自审问，一定要杀掉他”，但不一会儿，又命令王指挥立即将他绑赴西市斩首，不用见人了。王指挥从紫禁城端西旁门出去，而先前派出的使者已将李时勉捆着从城端东旁门进来，二人没有碰到。宣宗一看李时勉被押解却没有丝毫惧色，气就不打一处来，便站在老远骂道；“你死到临头还不知，真是顽固不化！”见他器宇轩昂的样子，宣宗心里不免有些奇怪，难道他真的不怕死？这样不明不白地处死一个大臣，是否有些过分？于是，又带点试探的口气责问说；“你一个小小的臣子，竟敢触怒先帝！你上的奏疏是什么话？赶快说出来。”

李时勉心中不禁暗喜，皇上可算想起要问问我了。他想：此时不能再触怒皇上了，要想办法使皇上的怒气消解下来，才可以冷静地思考我的言行。这样，说不定能赦免我，当然也为皇上开一条言路，让大臣们不会因为敢于直谏就要杀头。这岂不是比枉死更有价值？想到这里，他便叩头说；“臣不敢妄加评议朝中大事，只是说，陛下居丧时不宜近嫔妃，皇太子不宜远左右大臣。”宣宗听后，脸上的怒气稍有缓和。李时勉索性从容不迫地述说了奏书上提及的六件事情。宣宗又继续追问具体详情，李时勉故作为难地说；“我很害怕，一时记不清了。”宣宗的怒气又消解了许多，轻声地说；“朕明白，是一些难言之隐。那草稿在哪里？能不能拿来让朕一阅？”李时勉看皇帝好奇的样子，便用遗憾的口气回答说；“烧掉了。”这一下，宣宗的怒气全无，只见他长长叹息一声，说；“难为爱卿一片忠心，朕险些错杀了良臣！”说着，连忙让侍卫给李时勉解下枷锁。

李时勉看达到了目的，想不如趁热打铁，再多劝谏皇上几句，于是诚恳地说；“陛下圣明，恕微臣之罪，以收天下谏官之心。望陛下今后，能广开言路，博采众议，近直臣而远小人，使我朝重现贞观之治。”宣宗欣然允诺，并立即赦免了他，使他官复原职。

“伴君如伴虎”，此言一点不假，李时勉只因奏谏皇帝、尽一个言官的职责，就险些遭杀头之祸。但他面对宣宗不问是非就要处死他的行径，先是坦然处之，不作徒然的辩解，等宣宗欲问他气死先帝之罪时，巧言答对，既回避了敏感问题，又平息了皇帝的怒火。这样，才逼使宣宗能理智地思考问题，达到劝诫皇帝和保全自己的双重目的。